一、开篇所言“陈友谅，本姓谢”“父普才黄蓬渔子也。”说陈友谅“本姓谢”，此前无任何资料可以佐证，可能来自个别传说。“父普才黄蓬渔子也”。此话概念含糊。没有明确陈友谅是何地人，但让读者误为陈友谅是黄蓬人。沔阳相传陈友谅出生在今排湖南岸古城垸，其家族后裔至今仍住在古城垸附近的陈家村。友谅反元起义也是在古城垸。同时参加起义的好友张定边、杨从政、张必先、陈英杰也是古城垸周边二十里左右的人。原来叛降朱元璋的康茂才也是附近康家台人，《康氏族谱》仍有记载。同时参加起义的还有景陵（天门）的房胜，幸文才。光绪《沔阳州志》载：“北十里，有古城，即陈友谅起兵处。”说明陈友谅在本乡本土揭竿起义。

　　二、沔阳志陈传言“为文俊薄书掾”。此说荒谬。据查继佐《罪惟录》记载：“陈友谅与弟友仁等聚众应徐寿辉于汉阳。”吴国伦《陈张事略》中也说：“陈友谅与其弟友仁友贵剽掠村落，官兵累讨不能平。”可见陈友谅当时的起义队伍很有实力。其书又说：“友谅率所聚，往从徐寿辉，盖徐初起。”此时根本无什么倪文俊，只是《元史》的作者为掩盖陈友谅反元功绩，捏造史实，把陈友谅假设成倪文俊部下，甚至把陈友谅反元战功也记录在倪文俊的名下，实为居心不良。《沔阳志》中也说陈友谅“会徐寿辉兵起，慨然往从，寻亦领兵为元帅。”独领一支部队，并非倪文俊部下。虽说倪文俊当过丞相，只是职务大小不同，也非上下级关系。

　　三、关于陈友谅起义时间，沔阳志说“至正十五年正月，陈友谅亦起于黄蓬”。这个“起于”不是起义，而是“复起”。那是红巾军1354年受挫后，至正十五年（1355）徐寿辉，陈友谅分别于黄梅山、黄蓬山重振复起，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。根据吴国伦《陈张事略》，陈友谅起义后，官兵多次围剿也无可奈何。故言“官兵累讨不能平”，“盖徐初起”。从而可以推测陈友谅起义是在1350年，1351年徐寿辉兵起，“慨然往从”。也是顺理成章。而沔阳志对陈友谅反元的五年历程只字不提，开篇几句后，一转笔就到了“至正丁酉（1357年），文俊谋杀寿辉不果，奔黄州，友谅乘衅袭杀之，遂并其军。”此后与《元史》记载基本一致。而在地方志和文人的笔记中，偶尔可以找到一些关于1357年前的记载。列举几例如下：

　　《武昌县志》记载：“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陈友谅占领武昌。”《沅江县志》记载：“至正十二年红巾军陈友谅攻入县境。”《长沙府志》记载：“至正十二年徐寿辉红巾军从武昌而下，先攻岳阳，陈友才攻入潭州。”陈友才是陈友谅堂兄，也是友谅队伍中的主将。占领长沙后，友谅安排友才长期驻守长沙。

　　又据叶子奇《草木子》记载：“至正癸巳（1353年）三月，徐真一、倪蛮子、陈友谅乱沔。”至正十四年，红巾军受挫，徐寿辉躲入黄梅山中，陈友谅退避沔南湖区。至正十五年（1355年）春，红巾军趁机奋起、陈友谅再次攻取沔阳城。

　　《常德府志》记载：“至正十六年常德卫为陈友谅所据，置元帅府。”《元史》《沔阳志》对陈友谅的反元活动一字不提，是故意淡漠其反元功绩。可见编者有失公正。

《真命天子》陈友谅影视剧照

　　四、《明史·陈友谅》记载：“友谅陷元池州，太祖遣常遇春击取之，由是数相攻击。”可是沔阳志却只说“陈友谅自枞阳攻池州，张德胜率我师往援”。而不谈池州原本是陈友谅从元军手里夺来的，后被朱元璋抢占，陈友谅再次从朱者手中夺回。而朱元璋曾向元朝投降，他很少攻占元朝的城池，专夺起义军地盘。先是抢占了张士诚的常州、江阴等地，不久又抢占陈友谅的池州。于是元史专家杨讷说：“陈朱战争是这样开始的，肇事者是朱元璋。”吴晗在《朱元璋传》中也说：“朱元璋逐步变质，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，攫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。”沔阳志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陈友谅，而忽视了真实的历史。

　　五、关于徐寿辉之说，沔阳志采用了《明实录》之言。“令壮士持铁锥，自后击之其首。”纯属捏造。其实是徐寿辉随友谅东征，在采石矶船上，因故落水。后来在江中漂流而下，被人救起。据江苏《徐氏族谱》记载：“洪武二年，帝旨令徐寿辉率部来降，辉恐帝记恨前仇，坚持不降。”说明徐寿辉洪武二年在世。朱元璋以小人之心，栽赃陈友谅。朱者称帝时，遣人接小明王，故意使人把小明王淹没在江中。其弑主谋位之心可见。《明史》记载“太祖令廖永忠迎韩林儿归应天，至瓜步，覆舟沉于江。”沔阳志盲从《明实录》的说法，让陈友谅背上了“弑主”的骂名。这是不应该的。

　　六、沔阳志曰：“邹普胜为太师，张必先为丞相。”此说有误，是以讹传讹，混淆视听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陈友谅称帝后，邹普胜为太师，张定边为太尉，杨从政为丞相，张必先为元帅。再说沔阳志记述陈友谅称帝之事与《元史》《明实录》说法是一个腔调。对于陈友谅称帝后的正面作为一字不提。友谅重视人才、开办学校、关注农业、开办市场，“政修令行”。元末进士傅箕称赞陈友谅：“以雄毅之资，英迈之略，纠集群师，起兵汉沔，而威吴越，所致之处，能者使，才者用，贤而有德者尊，礼俾各遂其性……”

　　七、关于鄱阳湖之战，有历史学者认为，“陈朱鄱阳湖大战是一个历史大谎言。”沔阳志重复了《元史》及《实录》的大谎言。史学家黄云眉在《明史考证》中说，“关于鄱阳湖之战，《明实录》及诸书过于夸饰，不足为信。”什么陈友谅“号六十万兵”，什么“太祖发舟师二十万”，让很多人认为这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。其实不然，明初的中书省参知政事陶安，是一名亲历亲见者，他在《陶学士文集》中保留一段记录，“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年）七月，英王乘坐数丈高的大船，随元朝百万大军、上千巨舰，浩浩荡荡至洪都与陈友谅战。”真实的情况是，朱元璋勾结元朝统治者、元朝太子爱猷识理率领中原扩廓帖木部，参战鄱阳湖，故而造成了陈友谅的失败。战后朱元璋自称“拥兵百万”，陶安也说：“拥兵百万，元师齐发。”所谓“百万”，其主力是元朝的兵马。再说鄱阳湖战后，陈友谅并没有阵亡。只是身受重伤，带一支人马退入洞庭湖西南，进入大山中养伤数年。朱元璋炮制的《实录》及《元史》武断地做了虚假记载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。据《黔阳县志》记载：“至正二十三年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后，来到湖南廊梁山，在佛寺削发为僧。”《怀化佛教史》记载，陈友谅在古佛寺休养时，曾为寺院撰写一幅对联：“一带乾坤身外小，二轮日月眼中低。”至今湖南湘西一带如此传说甚多。

　　八、沔阳志在陈传中，有十四次称朱元璋为“太祖”，有多处借口称陈友谅为“贼”。修纂史志，必须忠实历史，真实记载历史。在陈传中，对大汉皇帝陈友谅称“贼”，对西吴将领朱元璋称“太祖”，这是违背史实的虚假之词。在当时历史背景下，朱元璋尚未称帝，哪来什么“太祖”？陈友谅是帝王怎能称之为“贼”？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无此先例。其实朱元璋侵占大汉国土，称“贼”的应该是朱元璋。陈朱相争时，在史志中应以各自的真实身份相称，这才是公正的态度。《实录》不实，《元史》更不可靠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授意宋濂主修《元史》匆匆二百天完成，其政治目的是粉饰朱元璋言行，标榜朱者称帝的合法性。乾隆时期的翰林编修钱大昕，对《元史》多有贬斥，他直指主修宋濂“皆为词华之士，不谙史法”。《嘉靖沔阳志》本是一部优秀地方志，童承叙身为国史编修。但，因对当朝统治者忌讳，加之史料不足，故而在陈友谅传中出现了一些错误，并对清初修的《明史》后来编修的《沔阳志》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，特予补正。此外不当之处还有不少，不宜多叙，仅此论之。是出于对地方历史的责任感，也是对历史的尊重。（作者 姚高悟 沔阳三路老文化局宿舍）